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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要选择普林斯顿还是哈佛？清华还是复旦？这些听上去很“凡尔赛”的选择题都曾困扰过上海市浦东复旦附中分校的高三学生。那么当他们感到困惑时，谁走进了他们的内心，与他们共同面对这些困惑呢？——这个群体，校称“导师”，而学生们更愿意称呼他们为“亲导师”，以体现与导师的亲密无间。
小田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可被问到未来想做什么时，却非常茫然，总是说“先把高考考好，到时再看吧。”她的导师周老师却感觉，如果小田没有清晰的目标，学习的动力和精神也会随之降低。于是周老师有空就和小田讲讲学长学姐、身边老师的求学经历，并主动与她的任课老师们交流，根据他们对小田的评价，帮助她分析优势和不足。
久而久之，小田感到自己和周老师的认同度越来越高，周老师的许多话语就像照镜子般地让他看到了那个内心深处的自己。带着“知音难觅”的欣喜和日益明确的奋斗目标，小田越来越有信心，以优异成绩考入自己向往的大学和专业。如今，在大学里，小田严谨治学，已经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了三篇论文。
在这座校园里，小田只是一个代表，全校每一个学生都会从自己的“亲导师”那里得到包括学业规划指导、个人思想交流、家庭教育联系在内的各种帮助。就是这样一批“亲导师”，他们在学生身上倾注着全方位的关爱，“不经意”间为学生埋下一颗颗成长的种子。
浦东复旦附中分校书记、副校长虞晓贞介绍说，学校自2013年开办起，就开始推行走班制和导师制。目前，学校已经完全实现了全员导师制，在校园里，导师成了最了解学生的人。
导师制与走班制相互补充
都说复旦附中是最像大学的高中，走进浦东复附分校的校园，我们也能看到许多大学的影子。
就像大学里一样，教室不是分给哪个班级的，学生们在不同的教室之间穿梭着上不同的课；
就像大学里一样，学校实行全员、全课程、全学段走班制，所有学生“一人一课表”；
就像大学里一样，学生的作业没有人统一收，要自己把作业投到教师办公室外面的一排作业信箱里。
就像大学里一样，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社团活动等等是学校的重头戏。学校甚至还会每个学期空出一周的时间，带学生去外地研学游。
走廊里放置有作业柜，方便学生日常提交作业和领取资料
学校每学年举办各类学科主题周、艺术节与社团文化节等活动
学生赴外地研学游
现在就读于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的19届学生夏堃来到大学后，感慨说：“进入大学后，卸去了高考的压力，活动纷至沓来。社会实践、社团、选修课、辩论队，这些其他同学感到十分新奇的大学元素，对我而言更像是高中的延续。”他越发感受到学校的课程、活动设置，是学校对学生“最慷慨的馈赠”。
不过，面对这样“慷慨的馈赠”，这些只有十六七岁的高中生能够适应吗？会不会将许多人在大学时期遇到的“迷茫期”提前到了高中呢？尤其是，不少高中
生都是第一次寄宿，独自在外生活的他们同时还要面对选课走班，会不会让他们更加无所适从呢？
虞晓贞介绍说，结合高中学校的特点，学校在实施“走班制”的同时，将“导师制”引入学校管理，实施了班主任和导师的双轨制管理。
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来看，实行走班制后，班级结构趋向松散，老师“找不到学生”“抓不住学生”，导师制能够弥补走班制的这个短板。
另一方面，从学生的视角来看，走班制拉开了自己和老师、同学的距离，容易找不到归属感，遇到问题无所适从。导师制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目前，学校的导师是由任课老师担任，实行学生和导师的双向选择方式。为了帮助学生实现从初中传统课堂向走班制的平稳度过，高一设置了10周在行政班的学习作为过渡期。在这段时间里，学生可以了解自己喜欢哪位任课老师，以及走班制等学校相关的制度。
在老师眼中，学生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导师”和“班主任”最大的不同是：老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学生个性化成长和发展的指导上，而不是管理学生。
在浦东复附分校，一位导师负责8-12位学生，保证全方位了解学生的家庭和个人需求，给予学生“点对点”关注和指导。导师们给每名学生建立一个档案，记录他们的学业成绩、奖惩情况、住宿生活、倾诉主题等内容，同时通过导师课、面谈、周记等形式进行沟通。
举个例子，班主任开班会可能是老师在台上讲，一个班的学生在台下听；导师则可能会和自己带教的十来个学生一起吃个饭或者聊个天，这种沟通的互动性和针对性显然都更强。
虞晓贞校长介绍，导师将班主任负责的学业规划指导、个人思想交流、家庭教育联系剥离出来，专门负责。这样的分工设置下，班主任的工作范围缩小，而导师也退居“辅助”的位置，立足对学生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除了长远的规划，学期结束时候，学生也会和导师讨论下学期就读分层班级的申请问题。脱离了行政上的关系，在导师面前，学生更加能敞开心扉，导师对学生各学科的学习情况和课堂学习的实际感受也能有更客观、真实的把握。
个性化的教育需要基于对学生的长期关注和了解，传统的班主任制通常是一个老师面对几十个学生，显然很难做到精细化、个别化。
导师课上为学生创造自我表达、自我表现的机会
“现在的学生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交流和沟通的意愿降低了。”虞晓贞校长介绍，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多自我表达和自我表现的机会，学校还设置有每两周一次的导师课，创造师生、生生之间深入交流的机会。相比于三四十人一起开的班会课，8-12个人的导师课上给学生更小的压力，更容易激发一些胆小、内向学生的表达欲。同时也更能关注到每位学生的思考和观点。
高一讨论适应期、高中规划，高二讨论未来大学专业选择，高三讨论之前两年的归纳总结、寻找自身亮点，同时还会选取一些社会热点及科学技术方面的话题，
导师根据话题设计循序渐进的问题，每次上课前一周将准备讨论的话题告知学生。导师课上，学生全员参与、脱稿发言，并进行即兴评论等互动环节。
而在与学生一次次的对话和互动中，导师也成为校园里最了解学生的人。
校园里，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导师是数学任课老师，了解到学生外语学习有困难，便主动帮学生联系外语老师请教学习方法；任教物理学科的导师，课余时间给学生解答数学难题。有位导师还曾经发起过“同步起床”的活动，和学生设置同一时间的闹钟互相监督早起。
曾经有一名学生因为个人情绪问题和同学发生了肢体冲突。他的导师在得知后，来找虞晓贞校长商议。让虞晓贞校长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导师没有急于讨论应该给这个学生怎样的处分，而是讲述了自己两次家访的感受。原来，这名学生处在一个家庭情感缺失的成长环境中，在老师看来，这次的冲突并不能草率处理，而是持续关注学生的状态，尤其是心理上的问题。
“在老师眼中，学生是一个完整的人了。”这让虞晓贞校长感到非常欣慰。“我从这个年轻导师的描述中，感受到她对学生的真心关爱和持续关注。”
打破讲桌与课桌之间的距离
打造信任平等的校园文化
在浦东复附分校，导师的身影似乎是无处不在的。
每天，有两名学科教师入住学生宿舍楼。学校有专为学科教师配备的宿舍，宿舍楼特定的活动区，成了导师带领学生开展活动的场地。每周，导师都会邀请学生共进午餐或者晚餐，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分享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拉近了学生与导师之间的距离。每年，学校还会组织为期一周的外地研学，远到如甘肃、重庆，近的如泰安、临沂等等，导师也会和学生一起参加，并且同吃同住。
每周，导师都会邀请学生共进午餐或者晚餐
学校创设了很多活动和条件，为导师和学生创造全方位的交流机会。学校希望，能够彻底打破讲桌与课桌的距离，让学生感受到导师也是一个有着丰富体验和感情的人，在陪伴中建立起信任感和亲近感。
“当导师和学生建立起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后，学生便更容易向导师展现一些不为人知的情绪，而导师可以及时关注学生的个性化情绪问题，进行日常调剂。”虞晓贞校长说。
不过，无处不在的导师非事事都要替学生操办，而是成为学生的“同行者”，在陪伴中引导，成为学生在校期间的最佳陪伴者和引领者。
“老师眼中的你”颁奖现场
学校专门设置了一个“老师眼中的你”的奖项，帮助老师发现学生个性中的某个感动和影响他人的闪光点。在导师们关注的目光中，学生也开始关注这些陪伴他们成长的人们。“体育满分奖”、“最炫百变少女奖”、“最佳美貌与智慧并存奖”……19届的学生自发组织了“我们眼中的导师”颁奖仪式。这些令人捧腹的提名背后，是学生与导师之间的互相观察、互相关注。
学校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充满信任、非常平等的氛围和校园文化。在三年的相处中，导师是比“任课教师”和“班主任”更为亲近的存在，不仅能指导学习、关照生活，还是学生们最好的倾诉对象和引路人。很多同学在毕业后仍然与导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是选择保研还是选择出国”“是选择大公司的文案工作还是小公司的策划工作”甚至很多关于家庭关系、个人情感等问题，他们都愿意回到高中导师这里来聊一聊。
“学校期中、期末考试，除了进行考场纪律教育，没有哪个班主任把学生集中起来，向他们介绍考试日程和考场座位安排，而学生几乎没有人记错时间、跑错地方。”虞晓贞校长说，学生学会了主动寻找自己的信息。“一个学生具备了主角意识，就有可能不断催生主观能动性，要求自己前进，不断完善自我。”
自2014年以来，虞晓贞校长开设了面向全体师生的“校长有话说”栏目。文章从学生的生活细节处出发，以校长的视角为学生解读学校的计划和政策，以及分享对校园生活中的一些看法。让每一位师生都更加了解学校的每一项设计背后的用心，成为名符其实的学校的“主角”。
导师制已经伴随学校走过了8个年头。如今，整个学校的老师都参与到导师制实践之中来，导师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校园里与学生最亲近的角色。
面向未来的教育，学校和老师能够为学生提供什么？在虞晓贞校长看来，最终的关键其实是师生关系的构建。学校希望通过导师制的实践，建立起一种新型师生关系。“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师生同行。同行不仅是老师和学生在学业上同行，更在于精神上的陪伴和价值观引导。”
编辑 | 谢然
图片 | 由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