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研究生论文-导师与研究生关系陷尴尬 论文是矛盾焦点
导师可以运用职权,对国家发号施令,指点迷津;而研究生可能会使用暗器,就像武侠小说中的“散逸”一样,对人的伤害是无形的。
学生就像导师种下的庄稼,即使这一季庄稼断了,导师还有下一季的收获。
如果导师给学生的实验指导连续数次出错,导师在学生心中的威信会迅速下降
在他8年的研究生生涯结束时,王欢(化名)写了一篇8万字的长文,回顾了他沉醉已久的“江湖”。
他感叹,研究团队就像一个封闭的小世界,极度缺乏外部监督和干预。这就像一个封建王国。遇有“明君”,则国富民强。如果你的导师不是很开明,也不够强大,那么师生之间可能会发生“公开和秘密的斗争”。
导师可以运用职权,对国家发号施令,指点迷津;而研究生可能会使用暗器,比如武侠小说中的“散逸”,以无形的方式伤害人,比如故意保留毕业时积累多年的实验经验和技能。告诉教官和弟弟妹妹,让本该进行的实验停止。
他在网络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感悟文章,引起了很多反响。
不久前,人大教授(微博)公开宣布与弟子断绝师生关系改研究生论文,再次让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成为教育热点。如今,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真的有王欢说的那么深吗?
说到钱,“老板”就是老板
尽管舆论一再批评研究生教育的师生关系转变为就业关系是一种异化,但在现实中,导师的“老板”一词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生认可和接受。
郑萌(化名)是上海研究生(微博)第三名。读研一年级的时候,她听到师兄师姐叫自己的导师是老板,心里很不自在,但和导师做了一年多的实验后,她感慨地说:“真是老板! ”
郑萌所在的研究所,各实验室自负盈亏。郑萌导师专注横向课题,服务企业赚钱。
郑萌目前的实验进行得并不顺利,导师很不满意。他直言:“实验室要想赚钱,就得为实验室做出贡献。”
郑萌说:“一旦涉及到钱,‘老板’就是老板。” 郑萌有一个同学,他在一个污水处理项目上担任导师。为了帮助工厂解决技术问题,这位同学在这家工厂呆了两年。
作为“老板”,有些导师对学生很粗鲁。
王欢的博士生导师批评学生的时候很严厉,“完全不顾学生的面子,有时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骂他们”。王欢的一个妹妹刚进实验室就被骂哭了好几次。
就像在职场,如果遇到不喜欢的“老板”,研究生也有自己的打法:几句话就能打消本科生想当导师的热情;尽量早点走开,比如如果可以直接学改研究生论文,就更喜欢拿到硕士学位就走。
郑梦妍曾考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她的导师一起学习,但现在她打消了这个想法:“大多数实验都是重复的!” 因为应用研究技术比较成熟,她做的研究其实并不创新。.
不怕被家教骂,只怕家教指错方向
许多研究生也很难与导师进行平等对话。科学研究存在不一致的意见是很常见的。王欢说,当师生意见不一时,往往是教师凭自己的权威来做最后的决定。
第三名研究生季山(化名)在实验室里有些落寞。她听从了老师的安排,独自开始研究新的方向——没有师兄师姐带路,这意味着她要花大量时间阅读文献和探索实验方法。做了两年的实验,导师觉得这个研究方向价值不大,不再安排其他同学继续这个方向。姬山已经成为探索道路上的开拓者和先行者。
季珊常常觉得自己就像是导师种下的庄稼。就算这一季庄稼断了,家教还是有下一季的收获。“如果一个学生不能发表论文,对老师影响不大,因为会有其他学生提出。,要不是这个学生,直接影响正常毕业。”
因为实验的方向,王欢与导师多次争吵,但结果不尽如人意。因此,王欢采取了服从阴阳的方法,在做导师安排的内容的同时,也做出了自己设计的内容。当他拿出足够多的实验数据来支持他的研究方向时,导师只能默许他继续。
然而,博士毕业后,王欢与导师的接触就很少了。
在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中,学生对老师的不满是最糟糕的情况。王欢说,如果导师对学生的实验指导连续几次不正确,导师在学生心中的威信就会迅速下降。“只要老师能正确引导学生,不管他对学生的态度有多恶劣,无论他怎么骂学生,学生都能承受。”
“我们研究生整天做实验没有抱怨,只关心结果。” 王欢说,“老师出钱,学生出钱,如果能做到,就是师生共同的成果。”
围绕论文的最激烈的把戏
“师生共享成果”往往体现在散文中,这也是师生矛盾的一大焦点。
首先,论文的作者身份往往让师生心生怨恨。
对于学术型研究生,大多数高校都有至少发表一篇论文的要求。按照现行规定,只有导师才有论文投稿权,即教师通过其在期刊上的注册账号提交并发表的论文将得到学校的认可。如果学生以自己的名义提交论文,即使能够成功发表,也不会得到学校的认可。而且,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会严重影响学生在学术界的名声——因为他违反了默认规则。
教师为通讯作者,学生为第一作者,已成为许多师生的普遍做法。通讯作者通常是实验项目的负责人,提供实验设备、药品和资金;第一作者是对论文贡献最大的人,一般是实验的直接操作者。
但也有教师同时担任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如果老师不给学生太多的指导,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在一些学术论坛上,抱怨导师在论文上签名的情况并不少见。
为了如期毕业,学生们希望能尽快发表论文,而有的导师则希望学生继续深入研究,“补个大”,于是矛盾就产生了。
王欢在攻读博士和博士后期间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攻读博士学位时,王欢的实验数据足以发表论文,但导师要求他朝某个方向探索。他按照老师的想法做了两个多月的实验,但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最后只好按照原始数据发表论文。
“这其实有一定的赌博性质。” 王欢说,如果老师的判断准确,论文的成绩可以提高很多;如果判断错误,那只会是徒劳。但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判断的准确性是无法保证的。这要看老师的水平和运气。
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陶美霞面对“发论文快毕业”与“救大一”的矛盾,认为如果学生打算继续研究改研究生论文-导师与研究生关系陷尴尬 论文是矛盾焦点,导师可以用科研精神来说服学生;但如果学生不同意,导师也只能尊重学生的意愿。
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能否满足毕业要求,是部分研究生与导师矛盾激化的根源。季山说,研究生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有人会抱怨他们的导师“太有原则”——按照学校的要求,学生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毕业,但因为不符合实验室要求导师的标准,学生不得不推迟毕业。
在陶美霞看来,这是必须遵守的底线。她认为,辅导学生就像建立一个品牌,“我要检查我的品牌质量。” 如果带出来的学生素质高2022-2023,也会形成良性循环。
陶美霞强调,论文数量并不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唯一标准。如果学生只发表非常高质量的论文,他将被允许毕业。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事实上,作文问题也给导师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陶美霞曾经收过一个博士生。这名学生学了4年,论文甚至没有达到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预答辩的标准。陶美霞认为,她的“学术水平远未达标”,建议学生推迟毕业,继续做实验。没想到,这名学生哭着跑进办公室,威胁要跳楼。无奈之下,陶美霞组织了一个教授委员会,为这名学生进行了预辩护。结果,“五六个评委和老师也觉得学术水平不够。” 后来,学生们被说服了,推迟了半年毕业。
“你是来搞学术的,如果只是在老师办公室哭,一起四年毕业,这个学位就一文不值了。” 陶美霞说,如果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成绩在校外评审中排在倒数10%,学生甚至可能要延迟一年才能回复。
很多导师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有的导师怕学生出事,不得不降低要求,“放水”让学生毕业拿到学位;有的导师实在是束手无策,不得不一遍遍地帮助学生修改论文,甚至重写。
经历“跳楼”事件后,陶美霞能做的,就是在招生时更加谨慎。
导师和学生是一个共同体
虽然他认为学生和导师之间存在公开和秘密的斗争,但王欢也表示,大多数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很多导师和研究生都有很深的感情。
硕士期间王欢的导师给了他很大的自主权,让他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这让他觉得“在研究生院很开心”。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微博)多年来一直关注高等教育领域。他认为,在80年代,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更像是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老师只带一两个学生,师生关系密切。
1990年代以来,导师带学生做项目、奖励学生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理工科。如果老师让学生做项目,给的钱很少,很容易引起师生矛盾。这种现象在科学和工程中更为常见。由于人文学科项目较少,师生经济关系相对较小,关系也比较简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导师表示,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出现诸多矛盾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就像工厂流水线生产的产品,师生之间没有充分的沟通和交流,会不会有冲突?”
“老师和学生实际上是一个社区。” 陶美霞表示,导师和学生需要相互支持,才能相互受益。
作为学生,季珊对导师的期望很简单:“我只希望导师能尽快回复邮件,不要老是发短信提醒。”
文都管联院在预祝2021-2022一路长虹!